刘年

一、诗无定势，水无常形

这句话来源于《孙子兵法》。我认为，这是诗歌的宪法，须要经常参照反省的。

它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诗歌不是机械零件，不会有严格的定义，标准，公式。特别是新诗，她的最大的特质就是自由。写新诗，读新诗，要有个非常开放包容的心态。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迷失方向的时候，有了写作定式的时候，都要回过头，参省一下这一条。顺便说一句，追求自由也是生命的最大的特质。所以，诗歌和生命，是相通的。

诗无定势，还包含一层意思，就是创新。创新是诗歌的生命。一首诗中，语言，或者题目，或者题材，或者想法，总得突破一点定势，总得有一点新意，如果没有，这首诗就失去了生命力。

诗无定势，第三层意思，就是写到最关键的时候，诗和禅一样，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不可教，不可学，只可悟。文字分行，并不是难事，如何让分行的文字，变成真正的诗歌，就如同把石头点成金一样，这是诗歌最神奇最神秘的地方。这种本领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有的是慢慢找到的。诗意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妖精，你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躲在哪里，以何种面目出现，没有人可以完全控制她。就连李白和杜甫，也有找不到她的时候（看李杜全集，你会发现有大量的烂作品）。我们经常认为，只有有诗意在的文字里，我们才称之为诗，或者称之为好诗。可是，有时候，有的人认为有诗意在，另外的人，却怎么也看不到她……

诗，无定势；诗，通灵通神，无法无天，无法用公式和定理来推导证明，无法用金钱来买通，也无法用手枪来威胁。

二、诗歌，是人间的药

诗歌，是无用的。的确，在中国没有一个职业诗人，因为写诗不能养活自己。《诗刊》现在的稿费是八块钱一行，像我喜欢写短诗的，四天只能赚三十二块钱，在高铁上，可以买半个盒饭。诗歌是无用的。曾经和同学们聊天，可以大谈赌博和女人，但你不能说你写诗。谈赌博和女人，你会获得共鸣，你说你写诗，别人会说你变态。

物极必反，这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世界，无用之物，往往有着大用，正是这种垃圾一样的诗歌，我认为是人间的药。因为人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病症，所以人类发明了诗歌。诗意是人类和动物区别的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动物永远追求温饱和繁衍，只有人类才会追求诗意。可是，当下的中国，人们都在动物地活着。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看到的情况，比很多人看到的要严重得多。这是个唯经济、唯物、唯钱、唯快、唯新的时代，这是一个缺失信仰的时代，这是一个病态的时代，如雷平阳所说，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变成了一个人人都难辞其咎的作案现场。这个时代对环境的破坏，对文化的破坏，对人心的破坏，是几代人都恢复不了的。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物质满足了，但幸福并没有如期而来。所以，我认为，这个时代最缺少的不是粮食、石油、住房、航空母舰和钱，而是真诚的诗意。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找寻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能力。诗歌是艺术之王，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意，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当画画出了诗意，就是好画，小说，写出了诗意，就是好小说，散文，没有写出诗意，就不是好散文。同样，你挣多少钱、出多少名，我未必承认你就是成功人士，但你的人生，活出了诗意，你绝对就是一个成功者。人的生命要活出诗意，言行就得臣服于内心，而内心又得臣服于真善美。

真善美，这三个字，有必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平时把它们简单化了。真，除了真诚，真实之外，我们不能忽视真相，追求真相的是艺术和科学，殊途同归的地方，科学以严谨的方式追求真相，艺术以浪漫的方式追求真相，而真相是真理的大门，只有接近了真相，才能接近真理；善，善良，很多人心目中的善人，是那种人人都说好的老好人，其实善，应该是有原则的，对好人好，对恶人恶，才叫善，当下这个时代的大善，我觉得是追求公平和正义，追求民主和自由；美也很复杂，除了我们常说的让我们愉悦的唯美，甜美，优美之外，还有很多，如壮美，柔美，古典美，画面美，音乐美，建筑美，抽象美，也有让我们不舒服的凄美，悲剧美，甚至，暴力也可以很美，如吴宇森的电影，缺陷也可以美，如维纳斯雕像，林黛玉的病态……凡有矛盾冲突，又和谐统一，而且让人内心颤动的事物，都可能有美的存在。

诗歌是人间的药，当大家都追求真善美的诗意生活的时候，拜金主义引起的林林种种的时代病将不治而愈。

三、诗歌，是我的宗教

对我个人来说，诗歌给了我宗教般的安抚和慰藉。

她给了我强大的内心，让我懂得坚持与放弃，让我懂得了珍惜、宽恕和爱。

永顺一中毕业后，我考了中专，在建材学校学机械专业，毕业后，分到广东的一个水泥厂工作。机械与诗歌完全是一对反义词，我很不喜欢，学得很吃力，做得更吃力。工作三年，技术还很差。又不会说广东话，所以，没有人正眼看我，他们经常叫我捞仔，任何人都可以叫我做最重最危险的活，比如说抡大锤砸钢板，搬氧气瓶，钻进狭小而高温的提升机里，修铁斗。我没去过地狱，但我想如果叫我设计地狱的话，会按照水泥厂的样子去设计。碉堡一样，高耸坚固。每个人牛头马面一样暴躁凶恶。水泥厂里，噪音大，粉尘多。下班后，两层口罩取下来，鼻孔都是黑的。以至于，我每次早上都带着恐惧的心情去上班。我那时一天抽三包烟。你坐下来抽支烟，主任不会骂你，因为大家都这么做。但不抽烟，你坐下来，就是偷懒。工作强度太大，体力不支的时候，我不得不多抽烟以便多休息。那时候，只抽一块七一包的“金驼”烟。有一天，太累，我就躲在工厂的角落里，边抽烟边休息。这时，走过来一个胖胖的女孩子，她塞给我一包“双喜”烟，转身就跑了。双喜烟虽然也只是五块钱一包，但那是第一次，有人尊重我。换句话说，那时候，我的尊严，也就值五块钱。所以，等她下了楼梯，我已经泪流满面。后来，这个胖女孩成了我第一个女朋友。

尽管每次下班都疲惫不堪，我还是抽点时间在铁架床上写点日记，写点小诗。这些文字，让我在那些暗无天日的工厂里，保持着出人头地的梦想。有一种病症，叫思德哥尔摩症，意思就是人和自己恐惧的人相处太久，会因为一些小恩小惠，将恐惧转化成为感激，最终会屈服于对方的暴虐，将感激变成崇拜。当苦难来到一个人的面前，你战胜它的时候，它会成为你的财富，你无法战胜的时候，它会摧毁你的梦想。

我觉得自己奴性越来越强，越来越缺乏自信，再做下去，就会被彻底地压垮。所以，我不顾一切辞了职，连工作关系都不要了，独自一人，在社会上漂泊打拼。后来，做了很多的工作，从小商贩，到四百块一月的小木工，到身份证都没有的三无人员，这些日子，受尽了岐视和磨难。人在残酷的环境下，为了生存，会养成一些不好的品性，如圆滑，说谎，狭隘，偏激，等等。因为还在断断续续的写作，心中的那点诗性，让我保留了最后的梦想和做人的底线。后来，慢慢地，生活有了改善，有了电脑，可以把诗歌发在网络上，其中就有张家界公众论坛。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张家界作协的石继丽发现了，就推荐到湘西州作协张心平主席那里。张心平主席立即让我去北京参加了一个作家培训班。在班上，我沉默寡言，独来独往。但一首题为《湘西》的诗歌，被《边疆文学》的总编潘灵看到了，他拍案叫绝，逢人就背前面的四句，“好想做回土匪，独霸这方山水；赋税不许进来，风光不许出去。”临走，潘灵告诉我，若想从事文字工作，就去云南找他。

从小，我就很听话，一直按老师教的去做，为他人作想，多作贡献和牺牲。所以很少考虑自己的内心，基本为别人的看法和说法活着，别人认为钱多有面子，房子大有面子，朋友多有面子，我也这么认为。但后来，有了房子，有了存款一点面子，但我并没有感觉到幸福，于是我开始独立思考，扪心自问，自己最爱的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诗歌。我决定为自己的内心活一回，诗意地活一回。2009年11月底，我背井离乡到云南找到潘灵，开始了梦寐以求的文字工作。所以，35岁的时候，我的人生才真正开始。记得，那天下火车，是凌晨五点，昆明飘着雪花。我在寒风中，站了三个小时。接我的，是潘灵的弟弟潘健。在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之后，他才说，第一眼看到我，土里土气的，很失望，觉得我做不成事的。我去的杂志社，叫《时代天骄》，是《边疆文学》的子刊，是个商业性的杂志，潘灵只是名誉主编，不在场，也不管事。管事的主编是个年轻人叫张勇。他见了我，似乎看不起我，一天没有给我安排事情。我来的时候，很多亲友认为我是找个借口来旅游的，钱花光了自然就会回去，我可不想被他们说中了。第二天，我自己找事做，看到有一篇写杨丽萍的稿子，是两个研究生写的，于是，提了七个意见，说这样改可以更好。张主编将信将疑，说，这可是我们杂志的头条，你试着改改吧。我一个晚上的功夫，把一万五千字，改成了八千字。交给张主编，他也没说话，把稿子交给了当时的文字顾问宋家宏，他是云南非常有名的评论家。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告诉我，小兄弟，安下心来做吧，你的文字，在云南，足以排进前三位。因为饱经磨难，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玩命地工作。开始，编辑部，有五个人。但因为我的好用，主编把那五六个人全辞退了，让我一个人几乎包揽了杂志的撰写任务，有时候一天就要写一万字。我在办公室和出租屋之间，两点一线，工作和写作，每天睡五六个小时。前半生浪费太多时间，我想通过努力，弥补回来，再说，再怎么苦，也比在水泥厂工作要好得多。（因为表现很好，潘灵在《时代天骄》停办后，把我转入《边疆文学》正刊做编辑。我一始既往地玩命工作，从初审到排版，校对，到进厂印刷，事无巨细，我都任劳任怨地做。因为那是省文联的单位，我经常要和体制内的官员打交道，因此受到很多屈辱，有两次开会，被省文联书记当众驱赶出来，说，你一个临时工，有什么资格开会，换你的领导来。还有一次，编辑部实在找不到人去参加大理的一个笔会，于是准备安排我去，一个作协的领导说，刘年啊，一个农民工一样的家伙，能写出什么好东西，还是算了，别浪费名额了。这些屈辱，相对于水泥厂的经历来说，简直是小儿科。所以，我一笑而过，我知道，我需要的只是默默地努力，那时候，我已经相信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别人的看法了。不过，在那栋楼里，有两个人，很尊重我。一个是于坚，有一次，潘灵告诉于坚，你帮帮这个刘年嘛，他的东西写得不错。于坚反过来对潘灵说，刘年，我知道，他不用帮，他比你周围的那些作家都要强。另一个，就是雷平阳，有一次，看到我的诗歌《游大昭寺》，他说，那是那年他在云南看到的最好的诗歌。他们给了我强大的内心，让我不管不顾，在诗歌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越走越远。2012年，过年我没有回家，自费去了遥远的阿坝州采风写作。除夕夜，商铺都关门了，我为了一顿年夜饭，找遍了整个阿坝城。在冰天雪地里，看到阿坝城夜空上次第升起的烟花，我又一次流泪了。

云南是一个鬼鬼神神，万物有灵的地方，到处都有庙宇，到处都有信徒，在那里，我相信了报应。我觉得因为我对诗歌的虔诚地付出，使得上天开始一点一点地回报我。2012年，开始在《诗刊》《人民文学》发表诗歌。参加了新浪潮诗会。2013年竞选“青春诗会”，第一次参选，便以全票当选。同时，诗刊社为我出了诗集《远》。随后获人民文学年度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红高粱诗歌奖等等。2013年，因为取得的成绩，我得已进入了《诗刊》工作。诗歌也被各大刊物刊登，各大年选选载，甚至被介绍到英法等国。当代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雷平阳说：“刘年是我认识的当代诗人中最具骑士精神的诗人。其诗歌有三个出发地：故乡、路上和现状，在云南时他绕着这三座雪山写，去了北京他还是绕着这三座雪山不停地写。或卑微如草芥，或灵魂出窍摇身为大黑天神，或孤独地在出租房里瘦如闪电，支撑他骑士精神的仍然是一个自我流放者、一个文学民工和一个重情重义的赤子的混合体。他的诗歌贴心、动人，温暖而又苍凉，适合在子夜的广场上一个人静静地读，用于个人的祭奠或自救。”

张爱玲说出名需趁早，但在我看来，写诗的，成名晚才好。看透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知道了自己几斤几两，能从容地面对所有的捧和踩。我很清楚，北京是个花花世界，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于是，我把云南的工作态度，继续带到了《诗刊》。也是拼命的做。在编辑工作中，推出了一些新人新作，其中最典型的有余秀华。虽然有了些不错的口碑，但我的生活依然简朴而安静。我把每一天，都当成了末日，我把孤独，当成一种修行，一心沉浸在诗歌的世界里。在北京一年多了，我没去过长城、故宫和颐和园；甚至，我连早餐都舍不得坐下来吃，买个饼子，在路上解决掉，为的是节约五分钟。

我不是天才，所以，我经常反复地修改我的诗歌。回过头去才发现，诗歌，也在大幅度地修改我和我的命运。诗歌把我的苦难变成了诗歌的营养，让我从一个流浪者，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诗人，一个国家级刊物的编辑，成了一个苦行僧一样的北漂。诗歌让我长时间地思考生命、自然和社会。诗歌，是我人生中的药。她渐渐地治好了我身上各种各样世俗的病症，如势利、中庸、贪婪、说谎等等，让我内心更加锐利、更加诚实、更加爱憎分明。同时，诗歌还给了我力量，让在余下的生命里，我去追求人诗的合一。

四、我眼中的好诗人

诗人固然有很多缺点，敏感，脆弱，自以为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写得好。

但我还是喜欢那些真正的诗人。他们还保存着赤子之心，真正的诗人，才会在认识五分钟之后，就和你讲内心深处的话，在世人追求金钱和权力的时候，真的诗人像侠客一样，惦记着弱者和大地。

在这写诗条路上，初入行，要的是天赋，然后看的热忱与努力，到最后，能够走多远，走多高，拼的是胸襟、心质和风骨。一个内心肮脏、卑鄙、贪婪的小人，拿一流的诗歌是毫无办法的。唐朝，以诗取仕，不是没有道理的，唐朝的繁荣和强盛，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优秀的诗人，当是一个好老师，好巫师，好医师，为天地立心，为万物喊魂，为众生治病。尤其，在这年头，优秀的诗人还是应是一个战士。他们所得甚少，所舍甚多。他们必须与世俗战斗，与金钱和权力战斗，与虚荣和堕落战斗，甚至要与亲人和朋友战斗。

因为诗歌能对抗时间，所以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那些经常在现实中，被人嘲笑和鄙视的诗人，在历史长河中，在人类文明史中，其实是最有权势的一类人。所以，俄罗斯最有力量的人，不是普金，而是普希金。

五、我眼中的好诗歌

谁也无法像机械零件一样，给诗歌一个国家标准，用来分出优劣，排出等级。

是不是从你的内心里来，能不能到我的内心里去，是我判断诗歌好与不好的尺子。这同样也不是一个科学的严谨的尺子。诗歌其实与科学没多大关系，诗歌是唯心的，唯心是从，唯真心和良心是从。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很喜欢我自己的诗歌。在诗歌上，两个画家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荷兰的梵高，一个是中国的八大山人。前者，让我学会了对艺术的态度，全身心地投入，不管不顾地热爱，后者，让我领悟了化繁为简的艺术理念，正因为如此，我的诗歌，最大的特色就是好读好懂。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希望我的诗歌“初中二年级刚收到第一封情书的女学生能读懂，有了外孙女儿的大学教授都喜欢读”。除此之外，还要感谢大地。我喜欢行走，大地像一本经书，给了我无尽的教诲和灵感。让我的诗句有了根，有了泥土的味道。

我想说的是，我喜欢梵高一样真诚的、八大山人的画一样简洁的，并根植于大地的诗歌。

六、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来源于《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现在都还不过时。我们最近都还在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然，无论作为名字，还是做为形容词，都与艺术息息相关。作为名词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大自然，她是所有艺术的母亲，作为形容词的时候，表达自然，是所有艺术的捷径。自然的反义词，就是做作，近义词就是真诚。真情的流露，就是自然的表达。诗歌真诚了，表达自然了，就会亲切，亲切的文字，往往更容易打动人。打动人，我想是大多数艺术的最终目的。写诗，做到新奇，其实并不难。词语进行陌生化组合，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可以信手拈来。但新奇，只能起到吸引眼球的作用，不能真正进入人的内心。所以，做到新奇的同时，又做到自然，这才是写诗的难处和妙处。我个人在写诗的时候，喜欢白描，不事华丽的铺陈，不用生僻的典故，不强求新奇的意象，用简单的线条写景、叙事。好处就是自然，清晰，易读，易懂。不好的地方，稍微过一点，就会流于直白。道法自然，可以用十六个字代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全力以赴，听天由命”。这十六个字是我人生的信条，我觉得做诗应该如此，做人做事也应该如此。

七、孤独与时间

孤独，是诗歌最好的朋友；时间，是诗歌最好的对手。

这个时代，诗歌的反义词是金钱和权力。诗歌的近义词，享受孤独。找人写序没有用，研讨会没有用，获一两个奖、红三五年没有用。写诗不是流行歌坛的选秀，包装一下，闯过一次关就够了。写诗是项二三十年的事业，其声誉只能靠文本来支撑，靠口碑来传播。所以，诗人的写作要有野心，要视时间为主要敌人。也就是说，要有“经典意识”。取乎其上，方能得乎其中，有了野心，你才能提高写作难度和作品质量，才能有明确的方向感和强大的内心，去面对世间的浮华和喧嚣，去面以世人的吹捧和踩蹋。我自己就有这样的野心，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能对抗时间的经典。

时间是最公正的评论家，同时也是最残酷的编辑，回看诗歌的长河，能过时间这一关的诗人和诗作，寥若晨星。但是，写诗的人都知道，在写的过程中，诗歌已经给了我们无数的慰藉、快乐甚至幸福。所以，有时候，明知道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决斗，我也愿赌服输。

（刘年简介，本名刘代福。1974年生于湘西永顺。1994年毕业于湘潭建材学校机械专业。曾在广东省高明县明城水泥厂任机械维修工。1997年辞职回乡。先后在木材、烟草、医药、广告等行业内谋生。2007年业余开始在网络上进行诗歌创作。2009年12月，到云南《时代天骄》杂志任编辑。2010年10月，在《边疆文学》杂志任编辑。2104年任《诗刊》编辑。2012年，获云南省新闻出版局颁发的优秀编辑奖。热爱诗歌和散文创作，有诗歌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中国诗人》等杂志，有散文发表于《民族文学》《大家》等杂志。主张文人应该站在弱者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