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覃新菊
纵观刘震云的创作经历，他先以《塔铺》《一地鸡毛》等“新写实小说”一举成名，随后《温故1942》《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则转向了“新历史”；而《手机》《我叫刘跃进》又展现了他在影视小说方面的新尝试。但不管题材、笔法如何转换，关注小人物或底层人物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始终是刘震云作品的主题。《一句顶一万句》同样是立足于小人物，向读者展示了“平民的孤独”这个命题，揭示了生活在底层的从事着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的生存体验——内心的孤独与无处诉说的苦闷。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通过中国传统中真挚的知己意识的探讨，平实朴素地展示了国人心灵中普遍存在的孤独感与对知己的寄托。寻找知心话成为打动人心的根本力量，然而由于话语的表达不仅仅关涉到话语的双方，还涉及到强大而复杂的语言系统，涉及到社会风尚、习俗与意识形态，常常由于话语的表达造成误解、伤害。因此，这是一部关于孤独、关于寻找、关于话语表达的小说。
在语言的背后，如果说弗洛伊德的是一个“冲突的世界”；海德格尔的是“虚无”的世界；萨特是“厌恶的世界”，加缪是“荒谬的世界”，维特根斯坦是“荒漠的世界”，而刘震云的是“孤独的世界”。
中国并不缺乏反映孤独的文学作品，但大多做成了奋斗者、精英人士的专利。刘震云将这种底线彻底打破，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姓氏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社会底层的“乡民”，他们在心灵深处同样存在着孤独。评论家李泽厚说：读了《一句顶一万句》，我们才忽然发现，原来，关于中国人，关于中国人的心与身与命与我们的恬噪沉默和忙碌奔走，我们都还所知甚少。思想者往往以天、大自然、历史圣人等作为个体思想的知己而得到释然，但是，平凡的人却难有这样的转移，它们只是一群精神上无奈的漂泊者，对自我和周遭充满了疏离感。“寻找”这一旅程发生在知识分子之间，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毫不为怪，但它发生在乡村，发生在沉默的大多数之间，就破了文学史的常规与框架了。精神的漂泊与对其的追索并不仅存在于所谓高等生命之中，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处境。2009 年3 月18 日新京报专访，刘震云又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太多的孤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冠以“中国人的千年孤独”的夸张标题。
一个卑*的农民可以理解人与人之间对话的可贵，并把这种友情中的理解沟通看成是人的生活中的重要价值，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它超出了我们队过去农民书写的所有高度。直到现在，我们也并未发现多少自然本真而又深刻描写中国农民的自我意识的作品。就是在这点上，使该小说与其他官场小说、言情小说区别了开来。
小说分两部分：出延津记，回延津记，延宕百年历史，其实，小说并不具备史诗般的叙事特质，刘震云描写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几乎是一个与世隔绝，与中国大历史隔绝的社会。而同为乡土叙事，铁凝《笨花》写抗战50年的波谲云诡，试图用乡土生活的坚实性抵御历史暴力；以奇绝诡异著称的莫言也开始将文笔投向故乡，“创作的转型”，融入中华大历史，写出了《生死疲劳》、《蛙》，而荣获矛盾文学奖。刘震云写的是人的历史，而不是历史中的人。上下两部耶无法形成个人整全的历史，“碎片化”，个人的生活也没有完整性，*民没有历史，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确定：杨百顺、杨摩西、吴摩西、罗长礼，“无名的时代”。“改名”有其象征意味。他让乡土生活离开了历史大事件，专写最卑微最粗陋的小农生活，他们生活在历史之外，过着他们自身的“无历史”的生活，作为个体，历史也是由无数个偶然、巧合与不经意而改变的，或顺其流走的，任其飘荡，（杨百顺与父亲怄气离家出走，路遇老裴，殊不知救了老裴，跟老曾学杀猪去了。）从而构成个人不定的历史，无法把握的历史，随机的历史。当历史暴力被消解之后，作家转而表现出对底层日常生活的关注，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出对说话的兴趣，转为内心的暴力，殊不知又被语言所戏弄。
传统的乡土文学书写采用的是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拒绝多于接受”。同是刘震云，在《故乡天下黄花》里，毫不留情的对故乡的庸俗、市侩给予了实用主义的、世俗主义的描写与批判。日本扫荡，邻村乘机卖棺材。《一地鸡毛》也是近乎于描写一种冰冷的真相。而刘震云这部作品里表现出了少有的温情，在一地鸡毛、一腔废话中关注乡民的精神状态。刘震云采访时说：“我不认为我这些父老乡亲，仅仅因为买豆腐、剃头、杀猪、贩驴、喊丧、染布和开饭铺，就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力，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刘震云的小说营造出了一种特别的氛围，即朋友之间的说话如此重要。
杨百顺与父亲兄弟；牛爱国与母亲；曹青娥与养父母；老姜一家；老曹一家（“一辈子不说话”）；甚至牛爱香四十岁结婚，也与老宋的儿子们断交作为结婚的条件。
故事为两个主人公创设了先天的家庭缺陷，都丧失配偶的知心，且配偶均有外遇，都没有父或母的悉心交流。都狂躁，欲杀人。偶然的知心话（却熄灭了狂躁，继而朋友的知心话成为生存下去的理由。按说相濡以沫的亲人本应该是最亲近的人，然而在小说中却是最遥远的。亲情并不能让小说中的人物找到“听”得懂他们 “说”的话的人，也许陌生人比自己的亲情更能舒缓自己的孤独感。如老裴对杨百顺而言比亲人更说得来。无法“说”是因为没人“听”，或者是“说”了也没人“懂”、没人“理解”。比如，杨百顺没法和父亲说清楚自己的打算，几十年后，他的养女曹青娥有事也没法和亲人说——“儿女在世上都不如意，让曹青娥有话无处说”。“血浓于水”的亲情改变不了“说”的无望。
杨百顺与吴香香（不对脾气）；牛爱国与庞丽娜（说不上——找话——离开她，连话和说也没有了，怕的是这个）。还有曹青娥与牛书道；杜青海与老婆；老裴夫妻；老汪夫妻；老吴夫妻；老曹夫妻、李昆夫妻……“说不上话”。
我们通常所谓的朋友和友谊，只是指由心灵相通的机遇相联结的频繁交往和亲密关系。在我所谓的友谊中，心灵互相融合，切融合得天衣无缝，再也找不到连结处。若有人逼问我为什么我喜欢他，我感到很难说清楚，只好回答：“因为是他，因为是我。” “友谊是一种普遍和通用的热情，它平和稳健，冷静沉着，经久不变，它愉快而高雅，丝毫不会让人感到难过和痛苦。”
按说，友情使人物摆脱了家庭和家族而成为了个人（横向的爱），或许刘震云在此揭示了中国农民进入了现代的另一种方式，那是他们从内心发出的说话愿望（这愿望既古老又现代）而开始的新型的方式，不需要经过历史暴力和阶级斗争就可能进入的另一条现代路径。可是，情况如何呢？
老杨与老马（抓阄，攀亲）；杨百顺与老裴、老曾；杨百利与牛国兴、老万“喷空”，“说话不对心思”；老秦与老李（儿女婚事错听闲话）；老丁与老韩（拣布袋毁情谊）；老韩与老曹（拣布袋，几十年的交情）；牛爱国与冯文修（帮架、割肉伤和气）、杜青海（放哨、戈壁、滹沱河）、陈奎一（工地、澡堂子）
（4-5页）老李觉得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便把老杨的座位，空在了老马身边。老李以为自己考虑得很周全，没想到老马急了：
“还是呀，不喝酒和他说个笑话行，可他一喝多，就拉着我掏心窝子，他掏完痛快了，我窝心了。”
老李这才知道，他们这朋友并不过心。或者说，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
2.老丁与老韩（拣布袋，丢一个朋友，又得一个朋友。239-240页）
吃早饭的时候，老丁来了。老韩以为老丁来商量秋后打兔的事，老丁却开门见山：
老韩知道昨天嫣红和胭脂在一起，便说：“回来让她妈打了一顿，布袋里是半袋干粪。”
老丁比老韩小两岁，笑了：“哥，俺胭脂当时摸了摸那布袋，里边好像是钱。”
老韩知道瞒不住了，说：“还不知是哪个买卖铺子的生意人，不小心丢在了路边；没敢动，等着人家来认呢。”
老丁：“我听胭脂说，她俩一块跑到布袋跟前；嫣红比胭脂大一岁，欺负了胭脂。”
老丁：“一人一半。别说是两人一块捡的，就当是嫣红捡的，胭脂在旁边看见了，俗话说得好，见了面，分一半。”
——老丁老韩两个好朋友有着共同的爱好，打兔子，听梆子戏，就因一个钱袋，一个要分羹，一个要独吞，使得多年的情谊如此不堪一击。生活充满辩证法，又得一个朋友，老曹。老韩托人捎信请老曹听戏。
老曹收到口信后，却有些犹豫。老曹喜静，不爱热闹，也不爱听戏，加上岁数大了，本不愿去；就是去，也想带着老婆女儿一块去，路上做个伴。但她们皆嫌路远，不去。……。但老曹知道沁源县牛家庄的朋友老韩爱听戏，也爱唱戏，拗不过这情谊，六月初五一早，只好只身一人动身去沁源县。待得出门，在街上碰到“温记醋坊”的经理小温。现在小温看老曹出门打扮，背着干粮，便问：
“不为听戏，为朋友一句话；一百多里，让人捎过来不容易。”
（庞丽娜私奔了，前几天才跟朋友冯文修掏心窝了。）但在盖厨房时，出了一件事。牛爱国到县城东街冯文修的肉铺割了十斤肉。心里正乱，割完肉，忘了给钱，就从东街拎回南关。给牛爱国割肉的是冯文修，到了晚上，冯文修的老婆老马来收账。老马走后，牛爱国心里有些难受；不给钱不是有意的，同学一场，常在一起说知心话，怎么晚上就来收账？当晚喝酒，乱言，被与冯文修被老肖听了去，并将这话原原本本转给了冯文修。冯文修本不知道老马收账的事，如冯文修自己知道了，定会骂老马；现在经牛爱国嘴里说出来，又经老肖传过来，冯文修也赌上了气。虽然是朋友，难道就可以白吃肉？这是做生意，不是开舍粥场。乘着酒兴，也乱言：
又说：“出事是现如今吗？满县城谁不知道。他戴了七八年绿帽子。”
又转了一个话头说：“看他老实吧，他的心也毒着呢。”
接着推心置腹对老肖说：“三天前他告诉我，想杀小蒋。”
又说：“想杀小蒋没啥，他亲口告诉我。又不杀小蒋，想杀人家的儿子，让人家一辈子难受。” 又说：
“自己的老婆，自己管不住，他不怪自己，也要杀人家。”
——这是朋友说的话么？话过了几道嘴，完全变味了，几十年的情谊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凭着几句酒话以及传话给毁了。
小说中，作者试图用友爱伦理替代家庭伦理，然而，其结果是双重失望，双重解构。不过，在友爱领域，还是给予了几道光亮，这正是小说温情的地方。
小说谱写了孤独意识的普遍存在，也难能的表达了对知己的寻找。国人对知心话的渴求超越了财富、道德、人伦、名望乃至社群的认同。寻找知心话成为打动人心的根本力量，似乎“说得上”成为了最高法则。
爱说话的：老裴媳妇娘家哥蔡宝林得理不饶人；老汪媳妇银瓶闲话不断；县长小韩热衷演讲；——似乎作者对这类人色没什么好感。
不爱说话的：杨百顺、老汪；老詹；县长老胡；老詹；牛爱国——
（书26）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他媳妇嘴碎，闲话，爱占便宜。老汪感慨：什么事有朋自远方来，这就是有朋自远方来。拐着弯表示两人不合心）
灯盏溺水之后，他教授学生作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自己默写一段司马长卿的《长门赋》。老汪其中的两句话：“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到野地乱走，最后流落他乡：“不为找娃，走到哪儿不想娃，就在哪儿落脚。”几乎就是主人公杨百顺的前世影子，可能是为了传达轮回的力量，群体性的存在。
1.老曾媳妇：“没开口先笑，一句话两种说法，她拣的是好听的那一面，坏话也让她说成了好话”；
2.老秦：讲理“让人讲”颇有苏格拉底之风；秦曼卿“通大理”（致气呢还是嫁女儿呢，理儿有三层）；
（书76页）老秦哑嗓子，说话声音不高，遇事爱讲理。但他的讲理与镇上开生药铺的蔡宝林的讲理不同，蔡宝林讲理是自个儿讲，不让别人讲，好用自个儿的理把别人讲通，老秦讲理自个儿从来不讲，都是让人讲：
别人讲，他在那里听；而且一切须从头讲起，一五一十，来龙去脉，哪个环节也不能落下，哪个环节都不能出纰漏。可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任何一件事，理都不是一面的，是多面的，讲着讲着就出了纰漏，一出纰漏就被老秦抓住了：
等你把这个纰漏堵住，别的地方又出了纰漏。本来事情没那么多纰漏，也让你说得漏洞百出。一直讲到老秦听明白了，也就是你讲不下去了，老秦啥也没说，就已经得理了，老秦才算罢。老秦得理又不让人，眨巴着眼说：
所以老秦与人打交道，从来不动心思，都是别人讲着讲着改了心思。
攀起话来，曹青娥没有遇见过像侯宝山这么会说话的人。会说话不是说他话多，嘴不停，而是说起话来，不与你抢话；有话让你先说，他再接着说。
（书171）这三句话，常常插在事情的关键处；或是评判一件事情的对错，或是否定一件事后，这件事本来该怎么办，需要一句话铺垫，起个转承的作用。
传闲话的：皮匠老吕恶传老杨抓阄的坏话；老贺恶传杨百顺说老曾媳妇的坏话；邓秀芝误传秦曼卿少一只耳朵；老肖爱传闲话伤牛爱国与冯文修；赵欣婷恶传话惹的牛爱国雨杀小蒋及其儿子。
说得上的：杨百顺与巧玲（乘车、拉他回家、合谋）；吴香香与老高；老曹与曹青娥(村口等待、婚事夜谈)；老曹老婆与曹青娥；牛爱国与章楚红：宋解放与百惠。
1.杨百顺与巧玲：杨百顺离家出走，睡在稻草堆里。（书168_169）
吴摩西叹息一声，又扯开麻袋片，准备睡觉。刚要睡着，听到有动静，仰身坐起来，发现巧玲站在自己面前，正在喘气。吴摩西以为巧玲和吴香香一起来的，吴香香在门外等着，让巧玲进来喊他。人不来找他，吴摩西心里有些发虚；有人来找，吴摩西反倒又赌起气来。
巧玲摇摇头：“我妈让我一辈子不理你，是我自个儿偷偷跑来的。”
吴摩西突然想起什么：“你不是怕黑吗？怎么跑这么远来找我？”
吴摩西潸然泪下。起身，拉起巧玲的手，重回了馒头铺。
老曹老婆年轻时大骂女儿，两人拌嘴。就连曹青娥的婚事，她不喜欢牛书道。“老曹老婆却认为曹青娥不是不喜欢牛书道，而是故意跟娘治气。看着娘喜欢，她才故意不喜欢。——有一个理解错位，把一件事情弄成了另一件事情。然而，到了晚年，“话突然少了，对人笑眯眯的。老太太各自又高，拄着一根长柄拐杖，弯着腰与你说话，越发显得慈眉善目。”“两个吵了半辈子架的人，开始相互说得着”——夜半聊天“妮，咱再说点儿别的”，“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车站相送、临终喊话，无不让人动容，深感温情。啥叫一句顶一万句？知心的话语再多，哪怕是一万句也不嫌多。所以，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
1.关于三个小女孩灯盏——巧玲——百惠：小说为什么安排老汪的心肝女儿灯盏溺水而亡，安排与杨百顺说得上的养女巧玲失踪？可能作者刻意消弱在血缘和人生际遇里寻求知音的可能性，然而国人对天国与神又是那么的隔膜、错位，似乎将寻找推向了绝望的边境，作者为了更深程度地表现要把解救人类孤独的使命置放到人间，又塑造了百惠这个知心的可人。本来牛爱国的姐姐老大不小了，她说“姐现在结婚，不是为了结婚，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话”，可是结婚之后，一天到晚，跟他一句说不来。
“是百惠。过去我不会说话，自从有了百惠，我变得会说话了。”
2.三任县长：老胡（闷葫芦，木匠，善终）——小韩（小嘴不停，办学演讲，积怨）——老史（手谈，连带下台，老费生长顶撞呼延总理“话说绝”）
“喊丧”：按陈晓明的理解，具有双重隐喻功能：一方面是借用死者的权威和恐惧，利用鬼魂的超自然超现实的力量，来规划和建构亲属的共同体。（像清明祭祀一样）；但另一方面，喊丧的人却有一种他者的地位，旁观者，超然于死者的权威之外，是个孤独的人，绝对的那个人。
“喷空”：什么是喷空？就是接话、答话，有想象力的编话。杨百利与牛国兴与老万。如此强烈地寻求说话的朋友，在虚构的话语中，在话语的虚妄之流中，两个人建构实的日子以外的虚，让交流双方感觉到交流的通道。而结果却归于荒谬，县长老史与戏子的手谈。
所以，刘震云的人物试图找人“说话”，起因于内心的孤独，但越说越孤独，因为语言的误解，更重要的在于人心的狭隘的自私。无论是家里还是家外，这里面的人物都试图寻找交流，寻求说知心话的朋友，但友爱却终归要破裂。这里呈现的孤独是绝对性的，普遍性的，友爱总是呈现为一个暂时性的结构。要么呈现为绝境中的友爱，要么呈现为暂时性的友爱。之所以说是绝境中的友爱，因为说得上的里面有偷情、私奔，吴香香和老高，庞丽娜和姐夫，只为“说得着”就私奔而去，通过说话，使绝境中的不伦之恋、不义之爱获得了独有的合理性，似乎“说得着”成为了人存在的最高法则，国人对知心话的渴求超越了财富、道德、人伦、名望乃至社群的认同，因此，“一句顶一万句”。要么呈现为暂时性的友爱。之所以说是暂时性的友爱，我们不知道会跟谁说得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说得上，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使这好不容易构建的情谊就轻而易举的给毁了。他所书写的友爱总是被世俗的困境所包围，处于偶然开启与随意关闭的状态。因此，一句知心的话顶得上一万句废话、闲话、恶话。
生活在这个悲凉的人世间，行走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 注定是：刘若英所唱：一辈子独单，独单一辈子。学会一个人生活。对于身边之人，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1. 话多不一定能占上风，还看谁能说到理上。（吴香香父母）
2.“爱不爱说话，也看跟谁在一起”——牛爱国与庞丽娜、章楚红；吃薯图；
3.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着的人千里难寻。（老韩与老曹）
5.话又过几道嘴，完全变了味，当初说的心腹话，现在成了刀子，反过来扎向自己。(牛爱国与冯文修)
6.“咱再说点别的”，“说点别的就说点别的”。（庞丽娜与小蒋；牛爱国与章楚红；老曹老婆与曹青娥）
7.“时候变了，场合变了，人也变了”。（老曹老婆与曹青娥）
巴赫金主张，话语即对语言的运用，不仅是一套自成体系的语言系统与符号，不仅是一种个体心理学现象，还是一种社会学现象，因此，巴赫金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语言。他认为，话语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而且是“最纯粹和最巧妙的社会交际手段”，具有“纯符号性、意识形态的普遍适应性、生活交往的参与性、成为内部话语的功能性，以及最终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行为的伴随现象的必然现存性。”（（《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实际上话语是一个两面性的行为。它在同等程度上由两面决定，即无论它是谁，还是为了谁，它作为一个话语，正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相互关系的产物。……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而表达，语言通过表达而进入生活，生活通过表达进入语言。表达具有以下一系列特征：言语主体的转换；表达的指向性、意愿性；表达的完成性；对现实、对真理的态度；表达的事件性；表达的表现性；表达的创新力；涵义与完成的区分等。（《言语体裁问题》）
2.文化语境的“隔”：老詹与杨百顺的对话。（书107页）
（杨百顺学杀猪、染布，逃出来之后，遇上老詹）老詹大感欣慰，几十年的教没有自传。又用手拍杨百顺的肩：“你想信主吗？”
老詹这话问人问过千万遍。千万遍的回答都是：“不想。”久而久之，老詹见人只是这么一问，往往不等别人回答，他已经提前自问自答：“你想信主吗，不想吧？”但令老詹没想到的是，杨百顺脱口而出：“想。”
杨百顺说完没有什么，老詹倒大吃一惊，好像不是他问杨百顺，而是杨百顺在问他。他不禁反问：“为啥？”
杨百顺：“我原来杀猪时，听你说过，信了主，就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前两件事我不糊涂，知道自己是谁，从哪儿来，后一个往哪儿去，这几年愁死我了。”
老詹拍了一下大腿：“主想引导众生的，主要就是这个；前两个说的都是过去的事，倒还在其次。”
老詹这时才明白，两人话说得一样，意思不一样，老詹愣在那里。
——这“隔”，不仅体现在中西文化上，也体现在不同文化阶层、不同身份之间，甚至同文化同身份之间。
. 杨百顺——老曾媳妇：老贺——老孔——老曾媳妇——老曾。“话过了好几道嘴，话已经转了”。“原来一件事，中间拐着好几道弯呢”。
吴摩西——吴香香：唆使他杀人，得胜回来喊“亲人”，觉不亲。为什么？只为自己出气，不顾对方死活。话不再是话了，成为了别的东西了。
语言是在人类长时期的累积中形成的一套文化的、历史的、民族的、心理的符号系统。伽达默尔《人与语言》中说：“语言是储存传统的水库”，苏联作家乌申斯基《思维与语言》：“人类一代一代地精心地把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痕迹都保存在民族语言中，语言是一条最生动、最丰富和最高尚、最牢固的纽带，它把古往今来世世代代的人民连接成一个伟大的、历史的活生生的整体。”
在交往中，看得见的是话语以及指向的心路，看不见的是语言系统这座冰山。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创造的工具。人掌握语言，同时，语言也以它独特的结构方式使人处于文化的掌握之中。表达语言，也被语言所表达。所以，在只习惯于把语言当做传达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的人那里，如果语言仅仅被使用为传达和交流的工具，而看不到语言自身强大的自我生成能力，那么，它同时也被使用为蒙蔽和歪曲的工具，变成了一堵墙，一副面具。在语言交流中，我们大多相信人的思想游荡在言语活动之中，却不知道被语言所操纵。在话语交流中，交流双方的思想都嵌入了语言这个共同的社会结构和思维网络之中，在一种恰当的文化交流中，个体与他者是交流的合作者，我们的视域彼此向对方滑入，通过同一个世界而共同存在。然而，我们却大多不知道在语言交流中被这个强大的“语言系统”即“共同的社会结构和思维网络”所操纵，常常把不快、扭捏、误会、曲解、伤害怪罪于说话人。“对话的渴望”演变成了“对话的风险”，这就是话语表达中的“言意矛盾”。
那么，在闲聊中，语言是一种磨损殆尽的语言残余，它只能孳生出“从众意识”和“庸众意识”，因而，“沉默”成为了语言的可能性的本质，这种精神能量相当于“寂静的钟声”，是一种“无声的宏响”。曹青娥的沉默，实则表达对人士与子女的失望。庄子曰：“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知。”（《庄子·渔父篇》）可见庄子所看重者，也是言语内部、言语下边那种真实的心理状态，那种深邃的精神对于世界、生命对于存在的体验。
问题是，这种言语下边的东西，与言语究竟有什么关系？
“孤独的个体”（克尔凯郭尔将“孤独的个体”的哲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形态，另一方面，渴望交往因此成为人类生命个体的一种强烈冲动。孤独是交往的依据和动力，交往才能使个体真正成为自己。这种寓孤独于交往的过程，是一个人既保持自己的独立又把自己向现实敞开的矛盾过程，这也是一场“爱的斗争”。交往是沟通心灵地牢摆脱心灵孤独的唯一通道，“诉说”与“倾听”是心灵交流的两种重要手段。问题是，语言真的具备沟通人们心灵的功能吗？
狄尔泰“体验——表达——理解”的精神科学，即体验生活世界，表达自我意识，理解人类历史。以“生命”“人这个整体事实”作为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以期与自然科学“划界”，试图使关于人类历史的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成为可能。探索生活的精神面孔，结果发现，生活的面孔嘴角上堆满了笑容，但双眼却充满忧伤。
“瞬间伊甸园”。孤独——“寻找”——无奈，文化的宿命。
1.话语不是万能的，但话语一定是有效能的。一句知心的话顶得上一万句闲言废话。
3.学会选择：我们看时候，看地方，看对象，在礼貌与趣味的前提下，修饰我们的说话（朱自清）。
